1990年大兒子胡廣出生那天,胡桂梁還在老家湖北廣水做生意,以為給一個男孩當父親是不用費神的事,“只要不在外鬧事,不去吸毒打架,不管他,自己也會長大”。7年後,胡桂梁到深圳謀生,兒子從此被留在了湖北。多年後他才體會到,“任何一個孩子的成長,不是有吃有喝就行的”,他現在常拿胡廣問他的問題情趣用品來自嘲:“這麼多年,你跟我生活了多少天?”
  在大兒子20歲那年,胡桂梁在自己好房網生活的木棉嶺社區辦了“來深留守兒童夏令營”,今年已經辦到第5屆。他把這視為對內心虧欠感的一種補償。
  在木棉嶺,生活著2000多名從湖北來深圳打工的出租車司機,他們的子女一半以上生活在老家。這些候鳥一樣的孩子每年暑假來到深圳,即使是一年只一次的團聚,為生計而奔忙的父母也常無暇顧及。在胡桂梁看來,自己的microSD夏令營類似於工作日的“托兒所”,“按天數一起生活的日子,要給那些父母分憂,讓這些孩子有個安全的地方可以去”。
  撰文:
  南方隨身碟日報記者 劉昊
  實習生 朱碧菲
  欄目賣房子策劃/統籌:張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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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
  胡桂梁創辦夏令營的理由是彌補過去對大兒子胡廣的歉疚,但這對父子各自的夏天回憶中,卻幾乎沒有對方的影子。提到與父親有關的記憶,胡廣常常難以立刻回應。長長的停頓後,他才會吐露出一個簡短回答。
  大風扇在長長的教室里隆隆地轉,又是一個濕熱的夏天。120多個孩子在深圳木棉嶺社區工作站的活動室里玩耍或是看書,嘰嘰喳喳的童音里有南腔北調。2010年以來,木棉嶺來深留守兒童夏令營累積了許多“小候鳥”的夏日記憶。胡桂梁創辦這個夏令營的理由是彌補過去對大兒子胡廣的歉疚,但在這對父子各自對夏天的回憶中,卻幾乎沒有對方的影子。
  在木棉嶺居民的眼中,身材高大的胡桂梁總是健步如飛,喝酒吃肉頗有豪氣。他當過兵,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在木棉嶺當了7年湖北同鄉村流動黨支部書記,還是深圳市人大代表。作為城中村外來打工者和政府之間的“話事人”,他遇事總能想到辦法,成天為老鄉的事奔走,即使到了凌晨,手機鈴聲也沒鬆懈過。
  可在採訪中提到與爸爸有關的記憶時,24歲的胡廣常難以立刻回應。長長的停頓後,在記者以為他要拒絕回答時,他才吐露一個簡短的答案。沉默意味著不習慣表達,似乎也代表回憶的空白。曾有一段時間,因為感受不到爸爸的關心,胡廣甚至不想再跟爸爸說話,可如今憤怒和孤獨好像也都已經過去,“現在說這些也回不到過去,你說對不對?”他說。
  在胡桂梁的記憶中,與兒子的相處並不全是粗心和忽略。1990年代初,牛奶在內地小鎮還是奢侈的食物,胡桂梁每隔一天就騎三輪車去當地的空軍療養院,用大可樂瓶給哺乳期的兒子打牛奶;一次跟人發生口角時,對方把小胡廣踢倒在地,胡桂梁血一熱,“跳起來就要上去跟人拼命”。
  那時候,“下海”的狂熱氣氛從沿海席卷內地,退伍轉業的胡桂梁深受感染轉而經商,2歲半的胡廣被送進了部隊幼兒園上全托班,每個周末才被接回家。可沒過多久,“打白條”的風氣像瘟疫一樣流行,因為被賒欠太多錢,胡桂梁的小店倒閉了。1997年,胡桂梁帶著一張毛毯、一床涼席離鄉,父子從此連周末的相聚也不再有。
  “誰都想把孩子帶在身邊,可是什麼條件都不允許”,胡桂梁回憶。他從南寧輾轉到深圳“找生活”,成為龍華一家酒店的司機,住集體宿舍,一方面是經濟困難,怕孩子吃苦,更重要的考慮是孩子讀書,“當時的戶籍把人綁得太死,沒戶籍的話要交借讀費不說,別人還不一定收你”。父子從此分開,手機是奢侈品,打電話很貴,電報也是惜字如金,許多年的時間里,父子之間幾乎沒有交流。
  骨肉分離,也是幾代打工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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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疏
  “為什麼你要生我?”“我把你養這麼大,難道我還錯了嗎?”胡桂梁滿腹委屈,又被兒子接下來的話徹底問懵:“這麼多年,你跟我生活了多少天?”胡桂梁與胡廣曾有過一次激烈的爭吵,兒子的這句話讓胡桂梁感到了“實實在在的虧欠”,並至今以此自嘲。
  胡桂梁心目中的胡廣是“從小就很自立、很懂事的孩子”,直到10多歲的兒子在一次爭吵中問他,“為什麼你要生我?”“我把你養這麼大,難道我還錯了嗎?”胡桂梁滿腹委屈,又被兒子接下來的話徹底問懵:“這麼多年,你跟我生活了多少天?”胡桂梁感覺到了“實實在在的虧欠”。“深圳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以前沒時間去想這個問題,兒子問我後,我一晚上沒想通”。
  其實大部分時候,胡廣只是不說罷了。“我常對他(爸爸)鬧情緒,覺得不開心,感覺自己好像沒人要的孩子一樣”,胡廣說。長大以後,他才學會用“孤獨”來定義那樣的狀態:“沒跟爸爸住一起,媽媽、奶奶也都在忙,沒人來照顧你,自己在家開心還好,受了委屈的時候,總感覺沒有人過來安慰你”。
  胡廣一點一點長成了“對爸爸沒什麼需要,也沒什麼事需要說出來”、“懂得自娛自樂”的孩子。讀書時他只來過一次深圳,隨著家用電話和手機漸漸在國內普及,胡廣學會了在電話里含混地說著學習情況,課業成績默默往下掉,也習慣了“自己能熬過去的事,就不會想複雜”。只是下雨天里,父母給孩子送傘這件事提醒著他,“那時候會很想我爸”。混混沌沌地長到15歲,胡廣加入了軍隊,退伍後成為一名鐵路技術工人。
  可他對爸爸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深圳是什麼樣。兒子飛快長大的10年間,胡桂梁在深圳一波三折地扎了根——剛開始工作的那家公司倒閉,後來他開起餐館,因為個性太慷慨而虧本關了門,又在電子公司做過保安和司機,2007年他開上了出租車,也有了更多社會身份,開始替更多人張羅事情。他搬過幾次家,最後在木棉嶺落腳,還組建了新家庭,小兒子胡昊在老家出生。
  比哥哥幸運的是,胡昊4歲時就被接到深圳,跟父母一起生活。那時候,胡桂梁的經濟狀況好了起來,深圳對外地戶籍兒童的入學政策也漸漸放開。跟小兒子的相處反倒提醒了胡桂梁,過往的日子到底缺失了什麼。“看到小兒子在身邊撒嬌,逢年過節小兒子說老師讓買個什麼東西的時候,就會想到大兒子。他這麼大的時候,有沒有煩心的事?有沒有想向我傾訴的時候?有沒有想要東西的時候?”
  兩個兒子對父親的評價幾乎一致,區別隻在生活細節。胡廣說爸爸“總把別人的事情看得很重,很關心別人,不在乎自己”,但這“只是一種感覺”。胡昊說爸爸“很保護別人,負責任,樂於幫助別人”,具體的佐證是,“爸爸每次接到老鄉的電話,吃飯吃了幾口,洗澡洗到一半,就會急急忙忙跑出去”。兩個兒子都感受到父親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社區而非家庭上,但胡昊跟記者強調,“爸爸對家人很好”,“忙的時候還是會打電話問我作業寫完了沒”。
  3
  彌補
  胡桂梁的自我反省漸漸推己及人,由子女想到了老。他說,背井離鄉的生活中,“子女對父母有虧欠,父母對子女也有虧欠”。他想“為其他漂泊在外的家庭做點事”。聽說父親正在忙活的夏令營,胡廣“還是感覺有點替父親驕傲”,“我希望他可以好好努力,給大家多做一點事”。
  往事不可追。胡桂梁想“為其他漂泊在外的家庭做點事”,哪怕只是在工作日幫他們照看一下子女,“鼓勵他們放假把孩子接來深圳團聚”。
  2010年,通過調動同鄉村流動黨支部和羅湖區東曉街道木棉嶺社區工作站的資源,第一期木棉嶺留守兒童夏令營開班了。當時夏令營里只有20多個孩子,因為場地和經費限制,夏令營只收湖北籍來深留守兒童。
  後來,夏令營的規模一年年擴大,從50多人到80多人,今年甚至達到了120多人。孩子們的籍貫也不限於湖北,而是擴展到湖南、江西、廣東等省份,其中既有留守兒童,也有跟父母到深圳來生活的流動兒童——他們也同樣面對在家無人照看的狀況。胡桂梁看到,這些孩子在暑假“一下子被推到社會、家庭”,他擔憂如果無人接手,社區兒童會陷入失控,例如打架、溺水,沉迷於電子游戲甚至煙草。
  “不能只是簡單地看護孩子,還應該根據他們的需要舉辦更多有助於成長的活動。”胡桂梁說,夏令營的活動從最開始的輔導寫作業,到舉辦各種培訓班和參觀游覽,以幫助孩子們“瞭解父母所在的城市和城市的生活”。許多義工也參與到夏令營中,並不止於社區居民,甚至還有在美國高校讀書的深圳孩子。
  胡桂梁的自我反省漸漸推己及人,由子女想到了老人。他說,背井離鄉的生活中,“子女對父母有虧欠,父母對子女也有虧欠”,他報名參加了社工資格證的考試,給“的哥”家庭謀劃各種服務項目,從子女夏令營,到“的嫂”互助會,再到對留守老人的幫助。前年,胡桂梁的“貴良社工服務中心”宣告成立,對孩子們的服務向更專業的方向發展。
  然而資金卻還是很大的問題。與去年得到羅湖區民生創新服務項目資金的支持不同,今年的夏令營在最初遇到了資金瓶頸,胡桂梁自己掏腰包,給夏令營墊了一些錢。一方面,貴良社工服務中心這樣的草根組織很難對接政府資源,另一方面,儘管目前有愛心企業有意為夏令營捐資,但胡桂梁擔心“政策把握不准”,並沒有接受他們的善款。
  儘管胡桂梁還在思考如何讓留守兒童夏令營項目實現長期運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有多困難,夏令營一定會辦下去”。在電話那頭聽說父親正在忙活的夏令營,胡廣說“還是感覺有點替他驕傲”,“我希望他可以好好努力,給大家多做一點事”。
  4
  和解
  長久的相處空白,讓留守兒童們對自己的狀況有種驚人的忍耐或鈍感,但很多孩子討厭被叫做“留守兒童”,“因為不好聽”。成年以後,胡廣在心裡跟父親和解,他認為父子倆關係最好的時候是現在。兩人十天半月打一次電話,胡廣嘗試去理解父親的辛苦,也試著去傾訴自己遇到的事,但他始終覺得孩子應該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無非艱苦一點”。
  夏令營讓很多親子分離的故事彙集到一起。許多父母正在擔心的是,自己是否被兒女淡忘,一名“的哥”告訴記者,比起被埋怨後被理解和原諒,自己更害怕的是在女兒心中已經缺席,“連埋怨也沒有,只是冷淡,是我最害怕的”。開車時,他在每一個十一二歲的小乘客身上尋找女兒的身影,留意他們說話,希望用這樣的方式瞭解遠方的女兒。
  而木棉嶺的“的哥”家庭里,也許沒多少人知道怎麼做父親。出租車生意晨昏顛倒,加上從老家帶來的固有觀念,這些家庭往往是丈夫開車,妻子照顧其飲食起居,間或做做零工。接受記者訪問的10名“的哥”家庭留守兒童無一例外都提到,相比跟媽媽的關係,自己“跟爸爸交流很少”,“對爸爸不瞭解”,夜班司機的孩子尤甚。
  前不久,“的哥”老陳剛剛把兒子陳西(化名)結結實實揍了一頓,因為孩子偷了別人200塊錢去打游戲。陳西平時是個張牙舞爪的小男孩,在家的他卻顯出被打蔫的孩子才有的低落。想到兒子就要回老家了,老陳給兒子送了一份生日禮物想要修複關係。那是一把玩具手槍,扣動扳機時槍口有紅色的小燈骨碌碌轉,嘟嘟嘟地響著。陳西把禮物放到一邊說,“這是4歲的小朋友玩的”。小學六年級的孩子喜歡什麼?老陳並不知道。
  “的哥”白師傅至今還珍藏著女兒白小騰在四年級時給他寫的一張賀卡,學校門口文具店里那種1塊錢一張的平常小物,裡面寫著:“祝爸爸媽媽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落款是“你們的女兒”。事實上在那一年春節,和以往任何一個父母不在的除夕一樣,被獨自留在老家跟奶奶生活的小騰自己偷偷躲著哭,“家裡沒有任何人知道”。
  這一期留守兒童夏令營中,剛考上大學的小騰也來做義工。在她心裡珍藏著幾個溫暖的時刻,都發生在媽媽回老家的時候。一次她被一種叫“翹翹”的紅尾巴蟲子弄得全身過敏,媽媽帶她去醫院看病。一次發燒到39.9℃,在細雨中,媽媽用衣服裹著她,把她抱回家,“暈暈乎乎的,記得媽媽把我抱得好緊”。還有一次跟媽媽吵完架,她把自己關在房裡寫作業,很遲才看到媽媽悄悄在門口放的一杯蜂蜜水。讓她難過的是,溫暖的記憶中並沒有爸爸。
  長久的相處空白,讓孩子們學會了不抱期待。但大部分時候,留守兒童們對自己的狀況有種驚人的忍耐或鈍感,總以快樂的笑容示人。很多孩子討厭被叫做“留守兒童”,“因為不好聽”。小騰說,遠離父母的孩子因為對周圍環境更警惕,一部分變得唯唯諾諾,也有一部分變得飛揚跋扈。而在外跑車的父親更難覺察到這些微妙的情緒。
  對胡廣來說,在心裡跟父親的和解,發生在成年以後。當兵回來那年,他發現爸爸老了。“神態、身材都明顯老了很多。長時間沒見面了,突然這麼一下,好明顯。”他感到難過。
  生於1960年代的爸爸不可避免地老去了,滿臉皺紋,笑起來嘴會歪掉,身體也不如之前硬朗。胡廣想起了10歲時爸爸送自己的自行車,還有當兵前爸爸說的話:“要勇於承擔,自己做決定,決定好的事不要後悔。”胡廣開始擔心,“怕他身體不好,怕他什麼都靠自己,怕別人不會用同樣的關心來對待他”。
  胡廣認為跟爸爸關係最好的時候是現在。父子倆十天半月會打一次電話,胡廣嘗試去理解父親的辛苦,也試著去傾訴自己遇到的事。但他始終覺得孩子應該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無非也就是艱苦一點”。趁著讀大學前的暑假,小騰也說,自己正在“努力多瞭解爸爸一點”。白師傅說要去逛公園,眼看著天空烏雲密佈,小騰還是耐著性子跟爸爸出門,被淋成“落湯雞”也樂呵呵地回家。
  “人生很短暫,希望(跟親人)在一起的時間長一點,溫暖的時間多一點,不希望有那麼多的悲傷在裡面。長大後我們會有自己的生活,可是童年失去跟家人在一起的機會,是彌補不來的。”小騰說。  (原標題:二十年後學做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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